0714紐約時報
*【冠狀病毒實時更新】
#隨著疾病席捲美國,創紀錄的540萬人失去了健康保險。一項新的分析顯示,在2月至5月之間,冠狀病毒大流行奪走了約540萬美國人的健康保險,在這一期間,因失業而失去醫療保險的成年人比一年中失去保險的成年人還多。
#佛羅里達州州長警告說:“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佛羅里達州的死亡人數呈上升趨勢,已達到大流行病的最高7天平均水平。佛羅里達州在周日增加的病例數超過任何州的記錄數(15,300),而在周一,它又報告了12,600多的病例,是單日記錄的第二高總數。
#在案件激增的情況下,加州對其重新開放計劃進行了全面收回。州長Gavin Newsom宣布,關閉全州範圍內的餐廳,酒廠,電影院,動物園,橋牌室及酒吧等設施。
#在兩個熱點之間,俄勒岡州現在看到新案件的增加。州長凱特•布朗說:“我們不是一個小島。”
#德州可能被迫回撤更多的重新開放計劃。
#洛杉磯服裝是最早的服裝零售商之一,可以在短缺時幫助生產急需的口罩,但在300多次確診感染和四人死亡之後,洛杉磯縣公共衛生部於7月10日下令將其關閉在其服裝工人中。
#由於該州的病毒病例持續激增,炸雞連鎖店肯德基週一關閉了其在佛羅里達州所有40家公司擁有的餐廳的飯廳。該公司鼓勵加盟商在佛羅里達州和亞利桑那州,加州和德州等病毒“熱點州”經營商店跟進。
#田納西州週一記錄了超過2500個新案件,為單日記錄。在華盛頓州,已經宣布了1,080多起案件,也是創紀錄的。
#堪薩斯州官員週一宣佈了880多個新病例,是該州單日最高總數。由於堪薩斯州的衛生部門每週在全州範圍內僅更新三次數據,這是該國最不頻繁的報告時間表,因此其每日總數差異很大。
#美國衛生部門通過一種明顯的美國拼湊程式來追蹤病毒的傳播:一個報告系統,其中一些測試結果通過平滑的數據源獲得,而其他測試結果通過電話,電子郵件,物理郵件甚至傳真機獲得。
#華爾街動盪,股票逆轉了早先的漲勢,這使標準普爾500指數在這一年短暫回升。在早些時候攀升超過1.5%之後,該指數到今天結束時下跌了近1%。交易量不穩定的原因是病毒案件數量持續上升,並且加州開始關閉更多的企業。
#美國有17個州與法律共同努力,封鎖一項取消外國學生參加虛擬課程簽證的規定。該訴訟指控政府違反《行政程式法》,稱新規出於政治意圖,旨在迫使大學在秋季開放校園。此前哈佛和麻省理工已對此提起訴訟。
#川普助手抹黑後,佛奇又再回到白宮。全美最大的傳染病專家佛奇博士週一回到白宮,他已有五週沒有與總統直接接觸,此前白宮幕僚一度刻意誤導並指責他。
#紐約州要求來自19個疫情熱點州的旅客進行隔離,並提供聯繫方式。該州州長古莫表示,收集旅客資訊的表格將在飛機上分發,也可通過電子方式填寫,如不遵守,將被傳喚並處以最高2000美元的罰款。據時報統計,全美近40個州的病例仍在上升。
#香港緊急行動應對新一波疫情。林鄭月娥宣佈了一系列將於週三生效的限制性措施,包括關閉健身房、影院,禁止超過四人的集會,餐廳自下午6時起禁止堂食,民眾乘坐公共交通需佩戴口罩等。華特迪士尼公司表示,香港迪士尼樂園將遵守政府命令,再次關閉。香港週一報告了52起新病例。
#墨西哥超過義大利,成為繼美國、巴西和英國後新冠死亡人數最高的國家。墨西哥已有超過3.5萬人死亡,近30萬人確診,但在這個拉美人口第二大的國家,疫情真實情況可能比官方數位更糟糕。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3/world/coronavirus-updates.html
*【洛杉磯和聖地牙哥的學校秋季僅上網上課】
加州兩個最大的公立學區表示,秋季可能只能進行在線教學,因其學校管理人員,趨向不想冒著,冠狀病毒未完全控制的情況下,把疫毒帶到教室的風險。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3/us/lausd-san-diego-school-reopening.html
*【美6月財政赤字飆至8640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
美國財政部公布,因新冠危機紓困方案的支出龐大,以及個人與企業稅收減少,美國6月聯邦財政赤字從去年同期的2位數飆升至8640億美元,創下單月歷史新高。隨著疫情激增,預示著經濟困境將長期持續。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3/us/politics/budget-deficit-coronavirus.html
*【海軍軍艦仍在燃燒,現在向一側傾斜】
數以百計的海軍水手繼續在聖地亞哥海軍基地與US Bon Bonmeme Richard進行搶救,這是有史以,美國軍艦最嚴重的火燒事件之一。海軍發言人說,到週一下午,有59人受傷,包括36名水手和23名民眾,他們進行了排熱和吸入性嗆傷的治療。現在外界關注船艦的命運,以及滾滾濃煙對海軍基地附近社區的影響。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3/us/naval-ship-fire-san-diego.html
*【經過激烈的波蘭總統大選,杜達贏得了第二個任期】
總統杜達以微弱優勢擊敗華沙市長恰斯科夫斯基,贏得連任。這是該國自1989年脫離共產政權以來選舉結果最為接近的一次大選,為波蘭政府繼續推行民族主義議程掃清了道路。但批評者擔心,這種議程正在破壞民主制度。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3/world/europe/poland-president-elections-Andrzej-Duda.html
*【美國稱中國在南海的大部分領土主張“完全不合法” 】
國務卿蓬佩奧做出的這一聲明是華盛頓對海牙法庭2016年南海仲裁案發出的最明確和最強烈的支持。此舉意味著,美國將採取更多軍事行動遏制中國在該地區的海上活動,並對中企實施制裁。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3/world/asia/south-china-sea-pompeo.html
*【中國與伊朗擬深化貿易軍事合作,挑戰美國】
根據擬達成的協議,中國將在25年內對伊朗投資4千億美元,換取低價石油供應。此舉將擴大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破壞美國對伊制裁,進一步損害中美關係。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00713/china-iran-trade-military-deal/
*【香港民主派初選投票率遠超預期,抗議領袖得票領先】
超過60萬選民無視新國安法威脅,向民主抗議活動中的領袖人物表達了支持。有選民認為他們肯定會被剝奪資格,但仍希望借此表達支持。也有選民指出,當抗議變得不再可能,投票成為僅剩的表達方式。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3/world/asia/hong-kong-elections-security.html
*【新國安法給香港帶來巨變】
為什麼北京選擇在這個時候對香港收緊控制?新國安法對這座城市的未來意味著什麼?時報音訊節目The Daily邀請駐香港記者王霜舟(Austin Ramzy)就這一轉折性的時刻展開探討,歡迎收聽。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3/podcasts/the-daily/hong-kong.html
*【北京對美國三名共和黨議員及一名外交官實施制裁】
此舉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對川普政府譴責新疆政策的象徵性報復,川普政府上周對四名涉穆斯林拘禁營的新疆官員採取了類似的行動。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3/world/asia/china-sanctions-rubio-cruz.html
*【專欄:新冠病毒將把我們帶入“中國十年” 】
時報專欄作者Ross Douthat認為,在這個十年中,習近平政府會拿出最大的侵略性。如果美國表現出優柔寡斷和軟弱無力,北京將會繼續變本加厲,戰爭的風險將會增加。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0713/china-coronavirus-power/
*【離開校園,哈佛的價值在哪裡?】
哈佛決定將全部課程轉為線上教授並收取全額學費。對於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來說,這顛覆了他們多年來多年來在課堂內外的努力。哈佛的精英教育和平等主義還有價值嗎?
https://cn.nytimes.com/education/20200713/harvard-students-coronavirus/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萬的網紅黃偉民易經講堂,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Wong Wai Man FCC馬凱七日旅遊簽證,彭斯討共檄文,北京反文明十大罪狀,老毛回魂,習總上身,范冰冰陰陽合同案港星顫慄,消滅廣東話,普教中之後簡體字,香港國際城市地位危。 消滅廣東話的用心,終於放上桌面。消滅香港,先要消滅廣東話。教育局長話,全世界只有香港,用廣東話學中文,長遠會令我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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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民易經講堂
2018年10月9日 星期二下午5:00pm
現場直播:
消滅廣東話的用心,終於放上桌面。
消滅香港,先要消滅廣東話。
教育局長話,全世界只有香港,用廣東話學中文,長遠會令我們失去優勢。
這位局長,用廣東話發言,卻質疑廣東話的價值。
廣東話是香港的母語,要香港人不說廣東話是沒有可能的。
但可以用行政權力,要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禁止學生在校內用廣東話交談。
廣東話留在市井巷里之間,和公公婆婆交流時才使用。一如今日的台山話潮州話,只在街市鄰里之間聽到。
務使將來受過教育的人,出席社會正式場合,公務往來,都只會說普通話。
廣東話留在基層,只說家常,不會有人用廣東話念《兵車行》,一如今日無人用台山話朗讀《禮運大同篇》。
普通話教中文之後,簡體字就來了。
董建華推母語教學的時候,教育局說:
「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以母語學習,成效最佳。」
當年包藏禍心,騙香港的父母,母語教學有利子女學習,不要英語授課。其實,當年老董說的母語,是普通話。
消滅香港,要從言語開始。
台灣人用的國語,有別於大陸的普通話。台灣人從沒有人會說,台灣只有二千三百萬人口,相對於大陸十四億人和全世界外國人學中文都用普通話,會落後於形勢,不如將台灣國語調到大陸口音,這有利於子女將來發展。
台灣沒有人說這些鬼話,因為騙不了人。台灣國語,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是台灣人的根,台灣人愛台灣,中共動不了台灣一條毛。
香港特區官員,已經完全喪失了個人獨立思考,只能盲目執行北京政策,一地兩檢,大陸官員在港執法之後,普通話成為法定語言這一項,已經等得不耐煩。
香港的廣東話是雅言,不是圍頭話客家話這些地方方言。它經過長期學養浸淫的。
在網上可以收聽到廣州的粵語廣播頻道,試聽聽他們的節目,每個字你都聽得懂,但內容令你不舒服不自然的。內容低俗,價值停留生物本能層次,都是假大空的流毒,沒有高層次的訴求。
都是廣東話,和香港人說的就是不一樣。
其實香港的廣東話,母語,多得金文泰港督時大力推行古文教育。
當時因為抗衡共產中國的原故,亦因為中原變色,大批學者南下避秦。古文教育得大量人才來港配合,順水推舟,各種鄉音的教授老師在大中小學校任教。
當時,學生用廣東話學中文,不同老師用不同的鄉音教授,毫無衝突,毫無突兀,師生融洽。老師有時代使命,中原文化之根被共產斬斷,他們在海島為往聖繼絕學。香港的學生,接觸中華文化,抱負大了,眼界開了,知道愛國必須反共。
神州風雨後,仙島盡霞煙。
今日香港的廣東話,已是香港人的根,香港文化的一部份。消滅廣東話,是斬斷香港人的根,這樣才能將香港融入大灣區,和江門、佛山、東莞同等。
特區官僚當然要推行北京政策,但能否如願,還要看香港的父母。當年金文泰總督好嘢,用中國古文對付共產毒害,是一救命靈丹。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岌岌可危。FCC副主席,金融時報亞太區編輯馬凱,因為主持過陳浩天午餐會,港府竟拒絕他在香港的工作簽證。世界譁然,歐盟正式敦促港府澄清,拒發簽證的理由。
所謂國際城市,因為香港有無數的外國機構在這裡作辦事處,派員在這裡工作。
發不發簽證,當然是政府的權力,像北韓,不歡迎外國人在那裡有辦公室。
但香港,一直有特殊的中西交流的位置優勢。他們在香港設亞洲辦事處,北可以上大陸,四面處理日本、東南亞的事務。
可靠的法庭,人才的匯萃,良好的治安,還有美食天堂。
新加坡一直想取代香港的位置,但他們的法庭不可靠,始終無法取代香港成為亞洲落腳的首選。
今日特區政府,沒有一個放得上檯面的理由,就拒向一個外國記者發簽證,全世界的機構、全世界的新聞界都看在眼裡,我們還是不是一個國際城市?還有沒有維持一個國際城市的決心?
九七之後,香港仍然和大陸不同。
看看今次的貿易戰!
香港能夠置身事外,不被美國制裁,因為香港不只是一個國際城市,美國有一條「香港法」,有別於中國大陸其他地區。
美國最近和加拿大、墨西哥組成聯合陣線,就是對付大陸走捷徑,將貨品在美國南北兩邊落貨,避過懲罰性關稅,再由加墨兩地偷運入美境的機會。
看到美國這次的決心,在文明世界組成一個大聯盟,圍剿中共,密不透風。
有「香港法」保護的香港,其實是圍剿中共大鐵桶的一大漏洞,美國未對香港出手,只是顧慮到美國在港的利益,但特區政府的一連串舉措,不斷證明自己與國內城市無異,那美國為什麼還要保留「香港法」,給香港特權?
老毛回魂,習總上身。
北京政策愈來愈左,美國副總統彭斯,上周發表洋洋萬言「討共檄文」,力數中共罪狀:
打壓宗教信仰
迫害少數民族
剝削個人自主
破壞學術自由
盜竊別人技術
無視知識產權
挑釁南海和平
侵犯外國主權
影響美國選舉
債務陷阱外交
彭斯的檄文,簡單的總結:中共與整個文明世界價值為敵。
這樣的內容,特朗普說不出,但共和黨不只特朗普,還有其他菁英。對付中共,不是特朗普個人一時興起,是共和黨的共識,和長期部署。
貿易戰爆發至今,中共仍心存僥倖,希望特朗普選舉失利,換人之後,一切回復過往關係。
但此檄文顯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對付中共一役,已得共識,即使政黨輪替,北京仍是華府頭號敵人。
美國長年部署,對付的,不是習近平,是中共。習近平一人獨大,習一倒下,中共也完了。
北京內憂外患,范冰冰人間蒸發一百日,寫了悔過書,交出八億八,重回人間。
那戰狼、葉問,一眾愛國的香港藝人,交足了稅款沒有?你們有沒有陰陽合同?
今日下午5:00pm, 在這裡現場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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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共同體@香港革新論
//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香港革新論文章】
論香港「自治共同體」
── 對左翼論者的一些回應
/ 鄺健銘(《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 何俊霆(《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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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自由主義者無法應對這些事件。他們很可能對獨立民族理應以他們屬意的方式自我管治的想法予以體恤;但又對某些刺耳、有時甚至近乎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形式有所卻步。當他們被要求去解決由人口混合或當兩個民族對同一片土地宣示主權時所衍生的實務問題,他們只能舉手投降……某些問題可能真的沒有解決方法;但另一些卻能通過審慎地反思民族的本質及其主張的合法性而達致站得住腳的結論。」
—《論民族性》作者David Miller1
《論民族性》是學者David Miller於1975年撰寫的經典著作,但上文所引述的一段討論,卻準確地預測了40年後香港的爭論—自從2012年以來,有關香港的本土主義的倡議如雨後春筍,也激起了社會各界的激烈辯論;誠如David Miller的預言,「本土主義」2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左翼論者」3的批判,並由此引發了連場「本土vs.左翼」的論戰。
本文嘗試介入近年「本土vs.左翼」的爭論,回應「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些質疑,並建構一種以「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為中心的本土論述。本文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一、建構香港「自治共同體」的論述,從歷史政治(港英時代的「在地管治」傳統)和憲制法律角度(《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論證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二、提出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的「邊界控制」,並批判「左翼論者」在討論大陸新移民及社會福利問題時,完全忽略了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三、批判「左翼論者」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實踐,錯誤地理解成無所限制,更加不恰當地將「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視為二元對立。
四、指出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些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的盲點,並討論「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對香港移民政策的啟示。
【香港「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歷史政治及憲制法律基礎】
學者Jorge M. Valedez在《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一文中所提出的「自治共同體」概念(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是我們討論香港「本土主義」思潮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所謂「自治共同體」,指一個能夠制定和實施決策的群體,而這些決策對其成員的「福祉發展」(Flourishing)至關重要4。一方面,「自治共同體」有著「實際的重要性」(Practical importance)—為了滿足生活所需,人類無可避免地要依存於某種集體制度,以進行經濟規劃與資源分配,在這個背境之下「自治共同體」便提供了穩定的社會、文化與法律框架,讓不同的政治經濟活動成為可能5,同時幾乎所有對個體至關重要的權利、自由、基本褔利,以至諸如社會公義等政治信念的實踐與保障,亦需要放在某種政治框架下運作;另一方面,這些政治框架如要獲得合法性,就必須建基於某種自治機制,以確保管治一方會向政治社群的成員「問責」(Accountable),這個政治過程自然離不開建構一個有效的「自治共同體」。在這個背景下,政治社群的自治,就是成員們作出集體決策及互相協作的過程7—換句話說,很多港人關心的「民主」的首要前提,是先劃清邊界、確立以「民」作為「主」的共同體;分配權力前,亦需要一個有特定歷史文化、政治與社會背景的群體作為主體,方能制定按這社群獨特需要、分配權力與資源的道德標準。Jorge M. Valedez更強調,「自治共同體」並非單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像美國印第安保留區(American Indian reservations)、墨西哥恰帕斯州馬雅人社區(Maya communities in Chiapas)以及伊朗庫爾德人區(Kurdish political community in Iraq)等自治政體,也是「自治共同體」的例子。
根據Jorge M. Valedez的理論,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地位,可以說是無可爭議—港英時代,基於倫敦的「在地管治」傳統,香港一直保持相當的自主性,並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一個事實上的「自治共同體」;而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亦已經在1980年代明確為《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確立,並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我城的憲制基礎。
從「歷史政治」(Historical-political)的角度看,香港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是在港英時代經過長時間演變的結果。在大英帝國的體系下,殖民地政府並非單向地聽命於倫敦的代理人,因為英國殖民地官員的管治文化,是強調當地政府必須慎重照顧殖民地的本土情況,不能為了貫徹倫敦指令犧牲殖民地,以免影響整個大英帝國的長遠穩定性;而實踐上倫敦一般亦不大關注殖民地的日常事務,也欠缺對殖民地實際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因此建立了信任當地官員判斷(To trust the men on the spot)的「在地管治」傳統8。基於大英帝國的「在地管治」傳統,香港在殖民地時期一直保持頗高的自主性。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在《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一書中更加指出,二戰後香港經歷了一個「非正式的權力下放」過程,包括在1958年起可自行制定週年預算案無需再由倫敦審批、1967年起取得權力自行設定港元匯率、1968年起取得自主制定對外商貿政策的權力、1972年起可完全自主管理外匯儲備等等。到了1970年代,倫敦已完全放手讓港英政府自行處理香港事務,香港因而建立了相當全面的政治及經濟自治權9。正是這種「在地管治」的傳統,加上港英政府在1950年代逐漸實施的港陸邊境控制10,令香港在英國人撤出之前,已經建立了「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從「法律憲制」(Legal-constitutional)的角度看,香港上述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更加在過渡時期由《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在法律上正式成文化(Codified),並且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憲制基礎。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其自治地位、獨立的公共財政、獨立的貨幣制度、獨立的關稅區、獨立的居民身分和入境管制權力、獨立處理對外事務權力,以及自行制定不同公共政策的廣泛權力,全部透過憲制安排確立下來(附表)。至此,香港按港英「在地管治」傳統逐步建立起的「自治共同體」地位,已經正式成為香港憲制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香港至今尚未建立民主普選制度,無疑令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欠缺了最後一塊拼圖,未能真正形成在政治上反映港人意志的集體機制。儘管如此,香港作為一個「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仍然是無可爭議。
附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的憲制保障
《中英聯合聲明》條文 《基本法》條文
香港的自治地位 附件一第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附件一第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 第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第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關規定組成。
第1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的獨立公共財政制度 附件一第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理財政事務,包括支配財政資源,編製財政預算和決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預決算須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
附件一第7條:外匯基金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和支配,主要用於調節港元匯價。 第10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
第10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
第11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匯基金,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和支配,主要用於調節港元匯價。
香港的獨立關稅區 附件一第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取得的出口配額、關稅優惠和達成的其他類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權根據當時的產地規則,對在當地製造的產品簽發產地來源證。 第11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所取得的和以前取得仍繼續有效的出口配額、關稅優惠和達成的其他類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
香港的獨立貨幣制度 附件一第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並保障金融企業的經營自由以及資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流動和進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自由。
附件一第7條:港元作為當地的法定貨幣,繼續流通,自由兌換。港幣發行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確知港幣的發行基礎是健全的以及有關發行的安排符合保持港幣穩定的目的的情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授權指定銀行根據法定權限發行或繼續發行香港貨幣。 第11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並依法進行管理和監督。
第111條:港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港幣的發行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港幣的發行須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金。港幣的發行制度和準備金制度,由法律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確知港幣的發行基礎健全和發行安排符合保持港幣穩定的目的的條件下,可授權指定銀行根據法定權限發行或繼續發行港幣。
香港獨立的居民身分和入境管制權力 附件一第14條: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並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的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其他旅行證件。
附件一第14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第154條: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旅行證件。上述護照和證件,前往各國和各地區有效,並載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利。
第154條: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第155條: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各國或各地區締結互免簽證協議。
香港獨立處理對外事務權力 附件一第11條:在外交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則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的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直接有關的外交談判。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在經濟、貿易、 第15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的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直接有關的外交談判。
第15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
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並簽訂和履行有關協定。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發表意見。對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 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第152條: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派遣代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成員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發表意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參加而香港也以某種形式參加了的國際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採取必要措施使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續保持在這些組織中的地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而香港已以某種形式參加的國際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根據需要使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續參加這些組織。
第15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根據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和貿易機構,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香港政府自行制定不同公共政策的廣泛權力 附件一第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原在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貿易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經濟和貿易政策。
附件一第1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方面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及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承認學歷及技術資格等政策。 第119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製造業、商業、旅遊業、房地產業、運輸業、公用事業、服務性行業、漁農業等各行業的發展,並注意環境保護。
第13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
第13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
第139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科學技術政策,以法律保護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專利和發明創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確定適用於香港的各類科學、技術標準和規格。
第14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文化政策,以法律保護作者在文學藝術創作中所獲得的成果和合法權益。
第14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資格的辦法。
第14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體育政策。
第14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
第14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勞工的法律和政策。
總括而言,本文用上相當篇幅論證香港的「自治共同體」地位,目的是要指出「左翼論者」的基本盲點,在於忽略了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 因為正視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應是討論香港任何公共政策的基本前提。
【香港「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邊界控制」】
「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個常見批評,是指任何對外來人所施加的限制(不論限制的對象是新移民、自由行旅客或走私客等等),都是「鼓吹歧視」(左翼21)11和「排斥外來人士」(林兆彬語)12,甚至將「本土主義」與「義和團」、「法西斯」和「惡魔」(區龍宇語)13等相提並論。
我們認為「左翼論者」的基本盲點,在於忽略了「邊界控制」(Control of boundary)乃「自治共同體」有效運作的基礎。
事實上,近年引發港陸矛盾的政策議題,不論是新移民福利、自由行、走私客、雙非孕婦及雙非兒童等等,乃至一些所謂「本土優先」的政策例如限奶令,本質上都關乎「邊界控制」的問題,包括應否實施或加強某種「邊界控制」(包括、但不限於人及貨物)。從這個角度看,港陸矛盾的核心問題,在於「我們基於什麼原因證成群體對邊界的控制」。關於這點,「自治共同體」理論是整個討論的出發點。承接上述討論,學者Jorge M. Valedez定義的「自治共同體」,是一個能夠制定和實施決策的群體,包括經濟規劃與社會資源分配等決策的政治群體。然而,要履行上述功能與實踐自治,「自治共同體」就必須對其邊界有著實質的控制權—因為從「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的角度看,若然一個「自治共同體」沒法對人口或貨物流動進行準確的預測,它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長期規劃,而快速及不受控制的人口流動,只會令所有政策規劃淪為空談14。看看香港在實施「自由行」和「一簽多行」後,數以千萬計的大陸旅客來港購物,將香港街道擠得水洩不通、公共運輸系統遠超負荷,正正說明「邊界控制」是一個「自治共同體」得以有效運行的核心基礎。
讀者或許會質疑,我們為出入境人數定下限額(一如單程證的每日150人限額),是否就代表,缺乏有效「邊界控制」所帶來的問題會迎刃而解?事實上,「邊界控制」除了是關乎「外來人口數量」的實務問題,更加是「誰決定誰能加入群體成為成員」(Membership)的政治問題,而「社會互信」(Social trust)就是背後的關鍵。誠如David Miller所指出,「社會互信」對於一個有效運作的政治群體至關重要。政治群體所推行的社會政策,往往有賴於其成員的合作;而一定程度的互信,則是有效合作的基礎。由於履行政治群體的義務時,往往有著一定成本,因此人們在履行義務同時,必須相信群體內的其他成員亦會信守相應的義務,不然社會合作將無從說起。例如,若某群體需要通過稅項以進行財富再分配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群體的其他成員在提供協助時,往往基於一個信念:日後當他們也需要尋求援助時,其他社會成員同樣會為他們提供「相互性援助」(Reciprocal support)15。即使每一個社群社會互信的來源基礎或有不同16;但幾近可以肯定的是,若然某社群無法為成員的加入設定某些條件限制,成員之間的信任將難以維繫,以致政策不但無法實施、就連社會公義、財富再分配等偉大理想,也將難以實踐。當下香港社會,其實特別需要這種「社會互信」,原因是很多人擔心香港社會已因各種議題紛爭變得「撕裂」。
2013年的綜援撤限案就是明顯例子。事實上,不少港人並非反對為窮人提供援助,但是在現行制度下,單程證的受理、審批及簽發均由中國大陸的公安機關按大陸法律、政策及行政法規所進行,香港人在整個過程中完全無權過問。換言之,大陸新移民的加入,沒有經過任何程序取得港人的認可。反對綜援撤限者的邏輯,就是大陸新移民既然從未被港人認可為香港一分子,就不應享用屬於香港的資源。即使「新移民騙綜援」等指控未必合理,但這爭議卻正正凸顯出「社會互信」喪失的後果,以及「社會互信」對於政策順利執行的重要性。可惜,「左翼論者」在討論移民、貧窮、社會褔利、財富再分配等問題時,卻忘記上述議題需要放在香港的實際背景進行討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香港作為一個「自治共同體」,政策的有效實施必須建基於「邊界控制」這個核心問題。
【人權自由的行使並非毫無限制,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不是二元對立】
「左翼論者」不但未有意識到香港作為一個「自治共同體」、必須實施某種的「邊界控制」的核心議題,他們甚至會高舉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並將之凌駕於「本土利益」,對種種實施「邊界控制」的意見加以攻擊。其中,港陸家庭團聚是「左翼論者」特別重視的一個議題,他們往往以「家庭團聚是國際基本人權」為道德基礎,嘗試論證大陸人來港的移民權17。
本文認為「左翼論者」的盲點,在於不恰當地把「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行使看成毫無限制,並將所有對行使這些權利的限制,都看成是不公義。這種認為人權自由不容受到任何限制的想法,恐怕也是一種對權利的誤解。
「人權」、「自由」無疑至關重要,但權利的行使,即使在最自由的國家也非無所限制。事實上,絕大部份人權也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絕對」(Absolute)概念,而是「一個相對程度的問題」(A matter of degree)18。我們的關注重點,應該是保障人們能行使「足夠」(Sufficient)程度的自由、並免於不合理限制19;假如某一種自由的行使,會與其他自由或「重要利益」(Vital interest)相左,某些對自由行使的限制也並非不合理20。例如,我們普遍接受私有產權與私穩對人們至關重要,所以我們不能未經業主的許可便移動到私人地方。這些規定無疑變相限制了他人行動自由的行使(可供自由行動的範圍減少),但我們不會簡單認為行動自由因此受到侵犯21。
同樣地,正如前述,一個「自治共同體」對邊界的控制權,對推行公共政策至關重要,因此假如該「自治共同體」在入出境上附加某種限制以保障其成員的福祉,只要理據合理充份,也不一定是有違人權。如此看來,所謂的「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並非不能調和;同時,他們對人類福祉亦各自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在思考政策時,問題的核心並非「本土利益與普世原則誰比誰優先」,而是「有否對本土利益和普世價值同時給予合理且充份的考慮」。本土未必永遠優先,普世也不一定具凌駕性22。
【「世界主義」思潮值得商榷,思考「同等道德關注原則」】
至於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種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也不無商榷餘地,應該加以避免。跟自由主義一樣,世界主義以平等作為出發點,立場上卻比某些自由主義更進一步。世界主義者認為,基於「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每個人尋求「福祉發展」(Flourishing)的利益,亦應被給予同等重視。同時,生為不同國家的國民卻往往代表著不同的發展機會,他們遂認為世上所有人均應當能夠隨意跨越國界以實踐個人發展及享用地球資源的平等權利。部份世界主義者甚至認為,國民身份以及其附帶權利本身就已經是一種不平等待遇23。因此,他們支持一種開放邊界(Open border)政策,認為所有邊境限制都不該的。然而,這種想法在理論層面也許說得動聽,在實際運作方面卻面臨種種問題。為此,Jorge M. Valedez在其文章中,就從「自治共同體」的理論出發,指出「世界主義者」的三大盲點24:
一、Jorge M. Valedez指出,在思考「自治共同體」對外人的義務時,「共同體」對現有成員的「固有承諾」(Promises that they have made to their members)必須納入考慮。任何「自治共同體」都必定有一定的運作歷史背景,而該歷史往往包含過去各成員就社會貢獻和分配所作的集體決定,甚至為此而作出的個人犧牲,其他成員亦會因而作出種種合理期望,甚至以此為背景制定人生目標。因此,這些承諾的履行對所有成員的個人發展和福祉至關重要。正如前述,若然共同體無法為人口流動加諸某種限制,隨著「制度能力」與「社會互信」的喪失,它亦難以再履行對現有成員的「固有承諾」(例如提供社會福利援助),亦必將令整個「自治共同體」變得「無法持續」(Unsustainable)。
二、此外,Jorge M. Valedez更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即使我們認同「移民權」,不同的移民之間在道德上也應有優次之分。而最應該有優先權的,乃受政治迫害或無處容身而逃離家園的國際難民,因為他們的福祉,比所有其他國家地區的固定居民,更得不到應有的保障25。同時,亦因為世上每個共同體都必不能容納所有希望移居到該處的移民。因此,當我們為國際難民給予優先性時,邏輯上亦必預設了某種邊境控制的機制。
三、最後,必須指出的是,反對「開放政策」與支持「邊境控制」,既不代表認為「本土利益凌駕一切」,也不代表我們能夠無視外人的合理利益。相反,正如Jorge M. Valedez指出,「自治共同體」的道德基礎,在於其「實務優先性」(Pragmatic priority)—若然自治不能確保,一切其他具道德意義的價值亦將無法實踐。同時,亦因為國界、國民身份及每國天然資源數量的「隨機性」(Arbitrariness),「同等道德關注原則」亦預示了共同體成員對外人的某種道德責任。例如,共同體有道德責任為缺乏天然資源的地區提供一定程度的援助;我們需要對歷史上被不公平對待的社群提供某種補償;以及確保各共同體在國際合作中有公平的參與權等。
事實上,「同等道德關注原則」對香港的新移民討論亦有一定的啟示。現時,在香港有關討論往往只著眼於移居者及其在港親友的褔祉,卻忽略了移民對「目的地」(Destination)及「原來國家」(Country of origin)居民可能產生的各種「正面和負面」(Positive and negative)影響。基於「同等道德關注原則」,我們理應對所有人的重要利益有同等的關顧。換言之,在思考問題時我們應該「全面考慮所有受移民影響的人的福祉」,其中移民的利益固然重要,但「目的地」及「原來國家」居民的褔祉也應給予同等重視。因此,我們在討論香港移民政策時,不論是「新移民」還是「香港人」,忽略其中一者在道德上也是說不過去。
【本土主義不是排外而是排中,是香港人最後的吼聲】
歸根究柢,「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根本誤解,在於他們不明白本土派其實不是排外(即一般意義的外來者)、而是排中(即天朝中國),也看不到北京就是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構成的最大威脅。
正如學者黃國鉅指出,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 26,「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27。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28,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本土主義」,是香港人面對天朝中國步步進逼下發出的最後吼聲,只為守護我城彌足珍貴的「自治共同體」地位。
1 Miller, David. On Nationali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引文為作者所譯,原文為“People of liberal disposition are left unsure how they should react to such events. They are likely to sympathize with the idea that separate nationalities should be able to govern themselves in the way that they prefer; but they are repulsed by the strident, sometimes almost racist, form that nationalism often takes in practice, and they will throw up their hands in despair when asked to re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arise when populations are intermingled, or when two nationalities make claim to the same territory ... Some of these problems may indeed prove to be insoluble; but in other cases careful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of nationality,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laims that it throws up, may help us to reach a defensible verdict.”。
2 為方便討論,這裡的「本土主義」泛指以保存香港現行政治社群為出發點的理論與說法。
3 本文所指的「左翼論者」,泛指「左翼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我們明白兩者的分別,惟為方便討論,我們將兩者對「本土主義」的批評整合,並一併回應。
4 Jorge M. Valedez, 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 in Roland Pierik, Wouter Werner (eds) 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 Jorge M. Valedez, Immigra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Powers of Nation-States, Newsletter on Hispanic/Latino Issues in Philosophy, Volume 07, Number 2 (Spring 2008).
6 Jorge M. Valedez, 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 in Roland Pierik, Wouter Werner (eds) 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Jorge M. Valedez, Immigra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Powers of Nation-States, Newsletter on Hispanic/Latino Issues in Philosophy, Volume 07, Number 2 (Spring 2008).
8 顧汝德:《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頁110;有關殖民地管治的更深入討論,見鄺健銘:《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
9 同上,頁115-128。
10 Abanti Bhattacharya, Chinese Nationalism Contested: The Rise of Hong Kong Identity. Issues & Studies 41(2) (2005), p. 37-74.
11 李峻嶸:〈略談左翼在香港的困局和使命〉,《香港獨立媒體》,2015年4月28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3777。
12 林兆彬:〈追求「港人優先」的同時,不能夠違反「普世價值」〉,《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10月28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3565 。
13 區龍宇:〈愈反惡魔,自己愈變惡魔〉,《香港獨立媒體》,2015年3月12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666 。
14 Jorge M. Valedez, Immigra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Powers of Nation-States, Newsletter on Hispanic/Latino Issues in Philosophy, Volume 07, Number 2 (Spring 2008).
15 Miller, David. On Nationali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0-93.
16 「社會互信」的基礎,可以源自某種共同的身份認同,也可以源自共享的歷史、文化甚至宗教信仰。個別社群的互信起源或有不同,難以一概而論,由於篇幅有限,我們無意在此深入討論。本文重點在於強調,某種加入資格的控制,對於互信的維持有著關鍵的重要性。
17 獨媒轉載:〈團結社會.團聚家庭 爭取審批權,還港公義自治〉,《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10月6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317 。
18 Miller,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Justice, p. 205-206.
19 例如,我們要確保社會上有足夠的活動空間,以使個體能夠過一個合理的生活。這個程度可能很高,但絕非無所限制。
20 這些原因,可以是其他個人權利與自由,也可以基於某些道德判斷。
21 作者認同「人權」、「自由」等價值無可取代。同時,作者亦絕非認為「人權」、「自由」可以隨意置換、為利益而犧牲。作者只是指出,即使我們認同天賦人權與自由,我們在行使這些自由時,也需要將其他合理因素,例如對其他人的權利、自由、福祉的影響納入考慮,並權衡兩者。至於哪些權利與哪些褔祉比較重要,則需要基於實際情況再作考慮,不能一概而論。
22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無意在此深入討論新移民、自由行、走私客等議題。相反,我們只期望提出「對本土利益和普世價值同時給予合理且充份的考慮」作為思考港陸矛盾為大原則。而取回邊境控制權,則是香港人能夠「以香港為出發點思考港陸關係」的重要一步。
23 Joseph H. Carens, Alien and Citizens: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Review of Politics 49:3 (1987), p. 252.
24 Jorge M. Valedez, 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 in Roland Pierik, Wouter Werner (eds) 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把這個觀點套用在香港,那些來到香港對尋求庇護的國際難民和酷刑聲請者,其實比那些港陸家庭團聚的人,應該有更強的道德基礎得到優先居留的權利,但相比之下他們卻得不到與大陸新移民同等的「道德關注」。
26 黃國鉅:〈從悲劇看香港的命運〉,《思想》第26期(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頁175。
27 其中,喬寶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8 黃國鉅:〈從悲劇看香港的命運〉,《思想》第26期(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頁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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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FCC馬凱七日旅遊簽證,彭斯討共檄文,北京反文明十大罪狀,老毛回魂,習總上身,范冰冰陰陽合同案港星顫慄,消滅廣東話,普教中之後簡體字,香港國際城市地位危。
消滅廣東話的用心,終於放上桌面。消滅香港,先要消滅廣東話。教育局長話,全世界只有香港,用廣東話學中文,長遠會令我們失去優勢。
這位局長,用廣東話發言,卻質疑廣東話的價值。
廣東話是香港的母語,要香港人不說廣東話是沒有可能的。
但可以用行政權力,要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禁止學生在校內用廣東話交談。
廣東話留在市井巷里之間,和公公婆婆交流時才使用。一如今日的台山話潮州話,只在街市鄰里之間聽到。
務使將來受過教育的人,出席社會正式場合,公務往來,都只會說普通話。
廣東話留在基層,只說家常,不會有人用廣東話念《兵車行》,一如今日無人用台山話朗讀《禮運大同篇》。
普通話教中文之後,簡體字就來了。
董建華推母語教學的時候,教育局說:
「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以母語學習,成效最佳。」
當年包藏禍心,騙香港的父母,母語教學有利子女學習,不要英語授課。其實,當年老董說的母語,是普通話。
消滅香港,要從言語開始。
台灣人用的國語,有別於大陸的普通話。台灣人從沒有人會說,台灣只有二千三百萬人口,相對於大陸十四億人和全世界外國人學中文都用普通話,會落後於形勢,不如將台灣國語調到大陸口音,這有利於子女將來發展。
台灣沒有人說這些鬼話,因為騙不了人。台灣國語,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是台灣人的根,台灣人愛台灣,中共動不了台灣一條毛。
香港特區官員,已經完全喪失了個人獨立思考,只能盲目執行北京政策,一地兩檢,大陸官員在港執法之後,普通話成為法定語言這一項,已經等得不耐煩。
香港的廣東話是雅言,不是圍頭話客家話這些地方方言。它經過長期學養浸淫的。
在網上可以收聽到廣州的粵語廣播頻道,試聽聽他們的節目,每個字你都聽得懂,但內容令你不舒服不自然的。內容低俗,價值停留生物本能層次,都是假大空的流毒,沒有高層次的訴求。
都是廣東話,和香港人說的就是不一樣。
其實香港的廣東話,母語,多得金文泰港督時大力推行古文教育。
當時因為抗衡共產中國的原故,亦因為中原變色,大批學者南下避秦。古文教育得大量人才來港配合,順水推舟,各種鄉音的教授老師在大中小學校任教。
當時,學生用廣東話學中文,不同老師用不同的鄉音教授,毫無衝突,毫無突兀,師生融洽。老師有時代使命,中原文化之根被共產斬斷,他們在海島為往聖繼絕學。香港的學生,接觸中華文化,抱負大了,眼界開了,知道愛國必須反共。
神州風雨後,仙島畫霞煙。
今日香港的廣東話,已是香港人的根,香港文化的一部份。消滅廣東話,是斬斷香港人的根,這樣才能將香港融入大灣區,和江門、佛山、東莞同等。
特區官僚當然要推行北京政策,但能否如願,還要看香港的父母。當年金文泰總督好嘢,用中國古文對付共產毒害,是一救命靈丹。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岌岌可危。FCC副主席,金融時報亞太區編輯馬凱,因為主持過陳浩天午餐會,港府竟拒絕他在香港的工作簽證。世界譁然,歐盟正式敦促港府澄清,拒發簽證的理由。
所謂國際城市,因為香港有無數的外國機構在這裡作辦事處,派員在這裡工作。
發不發簽證,當然是政府的權力,像北韓,不歡迎外國人在那裡有辦公室。
但香港,一直有特殊的中西交流的位置優勢。他們在香港設亞洲辦事處,北可以上大陸,四面處理日本、東南亞的事務。
可靠的法庭,人才的匯萃,良好的治安,還有美食天堂。
新加坡一直想取代香港的位置,但他們的法庭不可靠,始終無法取代香港成為亞洲落腳的首選。
今日特區政府,沒有一個放得上檯面的理由,就拒向一個外國記者發簽證,全世界的機構、全世界的新聞界都看在眼裡,我們還是不是一個國際城市?還有沒有維持一個國際城市的決心?
九七之後,香港仍然和大陸不同。
看看今次的貿易戰!
香港能夠置身事外,不被美國制裁,因為香港不只是一個國際城市,美國有一條「香港法」,有別於中國大陸其他地區。
美國最近和加拿大、墨西哥組成聯合陣線,就是對付大陸走捷徑,將貨品在美國南北兩邊落貨,避過懲罰性關稅,再由加墨兩地偷運入美境的機會。
看到美國這次的決心,在文明世界組成一個大聯盟,圍剿中共,密不透風。
有「香港法」保護的香港,其實是圍剿中共大鐵桶的一大漏洞,美國未對香港出手,只是顧慮到美國在港的利益,但特區政府的一連串舉措,不斷證明自己與國內城市無異,那美國為什麼還要保留「香港法」,給香港特權?
老毛回魂,習總上身。
北京政策愈來愈左,美國副總統彭斯,上周發表洋洋萬言「討共檄文」,力數中共罪狀:
打壓宗教信仰
迫害少數民族
剝削個人自主
破壞學術自由
盜竊別人技術
無視知識產權
挑釁南海和平
侵犯外國主權
影響美國選舉
債務陷阱外交
彭斯的檄文,簡單的總結:中共與整個文明世界價值為敵。
這樣的內容,特朗普說不出,但共和黨不只特朗普,還有其他菁英。對付中共,不是特朗普個人一時興起,是共和黨的共識,和長期部署。
貿易戰爆發至今,中共仍心存僥倖,希望特朗普選舉失利,換人之後,一切回復過往關係。
但此檄文顯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對付中共一役,已得共識,即使政黨輪替,北京仍是華府頭號敵人。
美國長年部署,對付的,不是習近平,是中共。習近平一人獨大,習一倒下,中共也完了。
北京內憂外患,范冰冰人間蒸發一百日,寫了悔過書,交出八億八,重回人間。
那戰狼、葉問,一眾愛國的香港藝人,交足了稅款沒有?你們有沒有陰陽合同?
#貿易戰 #廣東話 #廿三條立法 #大灣區
2018年10月9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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